“抽烟权”与“戒烟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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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抽烟率依旧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时至今日，在个别市县台对当地领导开会的电视报道上，还能看到一闪而过的烟镜头。

　　韦尔琪先生来中国两年了，他是邵逸夫医院的外科医生，也是从事戒烟宣传的志愿者。在医院的走廊上，看到有人用烟来打发时间，韦尔琪总会上前去，用生硬的汉语请他们熄灭手中的烟。

　　“或许因为看到我这个金发碧眼人的严肃样，他们听从了我，也可能等我离开后再点上烟。但在我家乡，抽烟已不是个人的私有权利。但在这里，很多人认为抽不抽烟与他人无关。”

　　风云全国的“反烟第一人”张跃，每到一座城市，趁人不备“抢”烟到手，并向对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等反烟口号。其特有的反烟方式让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存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嫌疑。但是也有人说，如果纯粹从健康的角度思考，在公共场所，吸烟不是个人的事情。

　　在一些戒烟力度较大的国家，开始出现用保护“无烟人群”利益的理由，排斥吸烟者的现象。

　　一位“烟民”曾在网上比较过不同国家的戒烟室。国内的一些机场的戒烟室宽大、舒适，服务设施周到，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描述说，“机场的设计者总是喜欢把厕所设计成吸烟室的邻居。在一个吝啬空间里，出于蓄意或无意，通风设备总是功率有限，能在此抽两支以上的烟而非抽完一支转身即走的，必须是意 志坚强之人。烟蒂、痰、空易拉罐久久没人来清理，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欧盟出现了讽刺吸烟者的广告，一改过去吸烟者时髦又性感的印象，而是将吸烟者的表情表现得非常沉迷，看上去很“傻”。西班牙一家公司在招聘广告中写道：“建议吸烟者不要前来应聘”。

　　对抽烟者的“歧视”对不对还在争议之中，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戒烟正从一种个人行为转为一种社会性的责任和权利。

　　有资料说，在收入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香烟消费往往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而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反而会带来抽烟率的下降，这中间的界限就在人均GDP5000美元。

　　浙江省疾控中心慢病所的调查表明，2004年，浙江吸烟者平均每天吸烟费用为6.38元，而全国吸烟者2002年平均吸烟费用为2.73元，如果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吸烟，该家庭每年仅花在吸烟上的费用就是2328.7元。

　　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收入不应该体现在吸得起好烟上，而应该是，经济越发达，吸烟率越低。在本省许多地方，这个苗头我们已经看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