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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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腊为世界上人均香烟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个国家的肺癌发生率却相对较低。在其1992年著名的控烟报告一不起眼的附件中，环境保护处（EPA）解释了这个悖论，即认为是希腊人吃了较多的水果所致。但是，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弗鲁（Antony Flew）这样问道：环境保护处的官员为什么不劝告吸烟者们多吃水果来代替吸烟呢？而且，医学类文章大体上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吸烟有害健康。先让我们把这个结论看成是既定事实吧。现在，为什么四分之一的人还继续吸烟呢？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并要为之权衡一番。对肢体的危险只是代价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比另一种危险要低，但绝对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根据经济学家基普伟斯库斯（Kip Viscusi）的报告，在美国，每年因发生机动车事故的死亡率为1/5000。在法国，每年有115000名滑雪者受伤，有超过50名滑雪者死亡。在正常年份里，加拿大有390个人淹死，5人被雷电夺去性命。个人在做出选择时大概都将风险考虑进去了。他们相信，驾车、滑雪、游泳和走路带来的乐趣超过了相应的风险。否则，他们就不会进行这些活动。

　　为什么国家要劝说人们戒烟而不是劝说他们不要去滑雪？为什么我们会听到吸烟的社会成本的言论？根据1998年财政部的研究，在美国这个成本是每年1300亿美元。但为什么没有驾驶和游泳的社会成本呢？社会成本是什么意思？我们将要看到，对于这些问题，大致上，经济学家得出了与公共健康学说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医学专家和政府组织的学说在演讲和报刊中我们已见得太多了。

　　分歧：从吸烟成本始

　　在考虑公共健康学和与其相对的经济学各自的论点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对于利益和成本的基本概念的分歧。

　　经济学从个人的主观偏好出发。一个人吸烟，表明他从这种消费中获得了净“效用”（或满足）。无论是吸烟、驾车还是跳伞，许多活动所具有的危险性都不能改变这个结论。就如同消费者带到市场上的需求是包含了他对那些非价格成本的评估的。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自由市场是有效的，即它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公共健康学派采用了一种极为激进的方法。他们认

认为吸烟对吸烟者健康有害，从这点出发得出：人们从吸烟中没得到好处。禁烟活动家斯科特巴林（Scott Ballin）声称，吸烟没有任何有利的方面，这种产品没有任何潜在利益。 　　公共健康学派不仅忽略了吸烟带来的主观利益（而这是每个人都认可的），而且它对于成本的概念不清。特别表现在1970和1980年代的公共健康学说的文章里，都假定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所带来的成本就是社会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最典型的例证是，在这种所谓的由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中，有75%的部分是因患病或死去的吸烟者的工资损失引起的。 　　现在，如果我们像经济学家那样把“社会”看成是不包括个人的，这些成本对于吸烟者来说就是私人成本。并不是转移给他人的外部成本。个人在做出消费选择之前依据他的主观利益来降低这些成本。把这些成本加进社会成本则是又计算了一遍。 　　被迫的补贴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健康论据都是如此简单。有一个更严肃的论点，经济学家称之为“转移”，即指对社会不同集团的补助。转移论认为，因治疗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所带来的医疗成本中，一部分被非吸烟者承担了，因而是对吸烟者被迫做出的补贴。这种主张暗含这样一个事实，即医疗或多或少是已国有化的；否则，可以向吸烟者收取更高的保险费用，他们就必须为自找的疾病付账。现在，公共健康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管理公共利益在健康者与病人之间的重新分配。事实上，整个福利国家建立的基础就是在社会集团之间进行相互补助。挑选出恰好接受补助的特定集团，这如果算不上极权主义行径的话，那也是对这个制度的曲解。 　　现在来考虑相似的例子：醉酒和久坐的生活（即缺乏身体锻炼）。研究表明，饮酒给社会转移了净成本。因为它常是车祸和暴力犯罪的起因。但是，强迫醉酒者承担因他们而造成的成本，与禁止所有人饮酒相比，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对策。对于与久坐和肥胖有关的疾病，经济学家威拉德曼宁（Willard G.Manning）写到：奇怪的是，久坐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终身外部成本实际上要比吸烟的外部成本高。我们估计了一下，久坐的人每少运动一英里，因此而带来的外部成本是24美分。不做某些事情也可能会把“成本”强加给别人。这个事实表明，转移论含义不清。 　　无论如何，对于吸烟，从实际经验来说转移论是错误的。而且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从数据中发现了完全相反方向的净转移。包括瑞士的 罗伯特李（Robert Leu）和托马斯夏柏（Thomas Schaub），美国的威拉德曼宁，加拿大的罗纳德和维达儿（Vi-dal）， 法国的让雅克罗莎（Jean-Jacques Rosa）。他们认为：吸烟者缴纳了烟税，而且因早逝给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各种老年人安顿计划省下了费用。吸烟者不仅为吸烟而付钱，而且他们实际上还资助了非吸烟者。有趣的是，公共健康活动家们把这次失败转而看作是他们的优势，就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弗里哈里斯教授（Jeffrey Harris）。他们现在争辩说“文明国家是不会进行这种算计的”。 　　理性上瘾 　　经过经济学家一番分析，在1990年代早期吸烟管制似乎极为少见。当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霍华德巴勒门（Howard Barnum）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它立足于福利经济学，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此学说旨在表明：由外部成本或其他绕过市场的外部性现象造成的“市场失灵”会阻止市场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后来其他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完善了福利经济学的禁烟论据，并以之作为1999年世界银行有关吸烟“流行病”报告的基础。 　　这个论点如下：吸烟与其他消费选择不同，而且不能适用市场效率的经济假定。这是因为，如世界银行所说，许多吸烟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疾病和早逝的极大可能性，还有烟草的上瘾性。所以，吸烟者带给市场的需求并不表明烟草带给他们真正的利益。外部性把本应是吸烟者私人的风险和成本转成了社会成本。降低烟草消费量或彻底根除（巴勒门最早的观点），能增加社会净利益。 　　第一个问题是：烟瘾是否真的控制了虚弱的受害者的自由意志？有统计表明，一半的非吸烟者以前是吸烟的。这即意味着戒烟并不是难于上青天。许多吸烟者声称：他们想戒烟，但就是戒不掉。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言语只是空谈，他们实际上还是选择了吸烟，这表明，在考虑了所有的代价和利益后，吸烟者还是更偏好吸烟。基普伟斯库斯指出，与此相似，洛杉矶有一半居民说要搬走，但就是不搬。每天有如此许多的证据表明，某人对烟草“上瘾”只是因为他喜欢，而不是烟把他纠缠不放。许多戒烟者在断瘾症状早就消失的数月或数年后又开始吸烟了，而且吸烟者们更喜欢香烟而不是尼古丁口香糖或尼古丁片。 　　还有，主要由格雷贝克（一位获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理性上瘾”理论，把上瘾行为放到了理性选择的领域内来考虑。消费得越多，你就越想享用它，比如说酒、毒品、音乐、电视或者宗教。人们对某物上瘾，是因为在考虑了自己的情势后做出了利益要高于代价（包括可能的戒除代价）的判断。你可以通过检验上瘾者是否会为了满足当下对上瘾性商品的需求而考虑将来的代价，来验证“理性上瘾”理论（正如一个理性人所做的那样。因为他可能会不得不偿付未来更高的代价）。实际上，人们发现，吸烟者对长期代价的变化更为关注。 　　世界银行的第二个论据其基础在于假定人们对吸烟的风险只知道不完全信息。但这与相关研究是抵触的。有研究表明，与公共健康学派专家的看法相比，美国吸烟者实际上高估了吸烟的风险。在科技类文章中，估计吸烟者在其一生中得上肺癌的几率为10%左右（比非吸烟者要高出不少），同时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这项风险几率的估计比之至少要高出三倍以上。而且，如果完全信息是正统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方便的假定，只要信息是昂贵的，即产生或收集信息需要用到最稀缺的资源——时间，那么在经济上，就没有理想状态。理性消费者只要获得的利益大于成本，他们就会一点一点地获得额外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在获得有关机械学的学位后才去买一辆车，或者在得到电子学博士学位后才去买一台电脑的原因。 　　被动吸烟与财产权 　　吸烟者只是“伤害”自己（这只是一种提法，因为，很明显，与吸烟的成本相比，他们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被动吸烟呢？假设被动吸烟给第三方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外部（健康）成本，许多经济学家根据基本的新古典主义传统，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失灵的例子，需要政府的干预。 　　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在获得有关机械学的学位后才去买一辆车，或者在得到电子学博士学位后才去买一台电脑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被动吸烟所带来的健康危险可能只是20世纪的谎言。EPA1992年的报告中把被动吸烟归类为“A组致癌物质”。关于这个报告，美国地区法官在最近的一个判决中这样写到：法庭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EPA在每一章里都采用了不同方法。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这些方法都是建立在各自每章的结论基础之上的。过去的记录和EPA对法院所做的解释都表明，如果使用统一方法，EPA不能从统计数据中得出与其研究相关的重大结论。 　　第二点，即使被动吸烟的确给非吸烟者带来了生病的危险，比起管制或禁止，私人财产权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餐厅为例，为了达到 利润最大化，一个餐厅老板必须在想吸烟的顾客的需求和想远离吸烟者的顾客需求之间做出权衡。老板会根据顾客数量、他们为自己的偏好得到迎合而支付的数目，还有满足他们需求的成本，来决定把顾客分隔到何种程度。市场将会表现出其一贯的多样性，会有无烟餐馆、吸烟者专享餐馆和混合餐馆。那些不愿被动吸烟的非吸烟者可以光顾无烟餐馆。同样，不想被揍得遍体鳞伤的人不会跑到拳击台上去，那些想完全避免遭到雪崩袭击或被滑雪者撞到的人，可以不去光顾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 　　政府是完美的吗？ 　　如果上述所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中，即吸烟伤害了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健康，从经济学上不足以证明吸烟管制的正当性，至少对私人财产来说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真实世界中，市场的运转是不完善的。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市场失灵的争论。 　　假如确实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市场失灵。但是还须待证明的是，在纠正这些失灵时，政府的干涉在一个可接受的成本上才是成功的，其中包括个人自由的丧失。在有缺陷的市场和完美的政府之间没有可比之处。但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立论点就是这个。 　　公共选择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表明：政府的失误往往比市场失灵更糟糕。政府失误的表现之一就是政策的不连贯。比如政府补贴烟草种植者，以试图降低烟草消费量。公共政策不是那些聪明的福利经济学家们的杰作，而是压力集团政治和官僚政治引起的结果。 　　禁烟管制并不只是理论上的争议。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吸烟被法律所禁止。虽还没有到私人家庭里，但在许多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地方，如餐馆、购物中心或车间，吸烟是受到管制的。法律，和那些执行法律的武装人员，不仅禁止企业使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混处一处，还禁止他们专为吸烟者开设餐馆和提供航班。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针对成人的吸烟管制，因为经济学表明市场在大体上是如何的比政治或官僚决策过程效率更高。相反的是，公共健康学派却偏见深重，更青睐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对政府的吸烟管制也有一些经济上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借助了福利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一些方面，而且它们假设官员和政治家们是超然中立和无所不知的。历史表明，在不完善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自由和繁荣与前者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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